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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以对外经贸大学基于WIOD数据（2000-2014）测算的中国对41个贸易伙伴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伙伴特征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显著地提高以中间产品形式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和出口国内增加值总和，而中国对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只能显著地提高以最终产品形式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贸易伙伴特征方面，伙伴国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规模和结构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制度距离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其并不会阻碍中国对欧盟以外其他发达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高。

文章基于稳健的不同模型设定，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中国应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实施，加大对沿线国家OFDI的力度，进一步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双边经贸合作，拉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直接投资，坚持对外开放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延伸国内增加值链条，促进中国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第二，中国应该重视和改善对欧盟等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类型和动机，积极对技术领先国家实施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一方面，通过嵌入发达国家研发资源集聚区，有效利用全球高水平研发资源，获得先进核心技术，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提升营销管理水平，从而有效提高中国国内增加值的出口。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国内研发水平以提高对发达国家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防止国际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将“总部服务”布局到发达国家和国内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心化等一些不利于中国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情况。第三，当前中国国内贸易环境急遽变化，贸易伙伴需要更加多元化。中国在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贸合作时，应选择经济规模相对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国家进行出口贸易，同时也应加强拓展与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从而有效提高中国国内增加值的出口。第四，重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欧盟国家间的制度共建，中国政府应牵头更多的国际多边投资、贸易规则等的磋商，让更多的贸易伙伴参与进来，规避因制度距离过大而造成的阻碍国内增加值出口的现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欧盟之间应该通力合作，共同降低进出口清关时间，提高产品运输的效率，简化非必要程序，打破双边贸易的隐性壁垒，实现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增加值的提升。